http://n.yam.com/yam_other/politics/20150114/20150114810981.html
日前尤美女立委與倡議團體就病歷中文化的議題召開記者會，使此議題又再度浮上檯面。當前正反意見各陳，然而多是圍繞「病歷中文化」與病歷功能的延伸討論。於此，先回歸檢視此次立院提案內容的本意，或許不失為開啟溝通之門的方式之一。
參酌〈立院議案關係文書〉，院總第1545號，委員提案第 17312號之說明，尤美女、陳歐珀委員等17人提出《醫療法》第六十七條及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，主要內容有五點，前三點是理由，後兩點是修正提案：
一、病人索取之病歷摘要應以中文撰寫，然而未確實落實。
二、病人應享有基本之資訊人權，且有權以其所能理解之方式獲得其診斷、治療及癒後情況。
三、病歷若以外文撰寫，容易衍伸醫療爭訟問題。
四、預計修正《醫療法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為：「醫療機構應以中文建立清晰、詳實、完整之病歷。」
五、配合修正《醫療法》第七十一條；醫療機構應依其診治之病人要求，提供中文病歷複製本，必要時提供中文病歷摘要，不得無故拖延或拒絕；其所需費用，由病人負擔。
仔細端詳修正提案，其具體內容在於，要求將病歷記載與書寫的每個環節都以中文進行。而若要達成前三點理由，此修正提案在邏輯上實在顯得過於跳躍與躁進。第一，取得中文病歷摘要未能落實，是宣導不周或是稽查不足，直接改成病歷全面以中文記載，手段與目的比例失衡。第二，病人有權對自己的病況獲得充分理解，但實務上病人理解病況的方式通常並非閱讀病歷記載，而是透過與醫療人員的溝通與表達，因此要注重的反而是醫病溝通的具體過程，而非書寫記錄採用的語言。第三，醫療爭訟問題的本質，時常在於醫病雙方對於醫療過程與結果的認知差異，多項研究也顯示，若能做好醫病溝通，醫療訴訟的比率也會顯著下降。甚至對於非以中文為母語的患者而言，病歷中文化與否，或許根本不會是影響就醫品質的關鍵問題。
因此可以歸結，尤美女立委等人的提案，目的其實是想要改善醫病溝通的品質，只是目的與手段的關連性仍有待商榷。綜上所述，我認為其實病歷中文化的提案立意良善，只是提案內容與醫療現場的實作有頗大的落差，因而引發正反激辯。
然而，比起病歷全面採取中文，少數試圖以極端的例子反證中文化的無法落實，才是更讓人擔心的。寫出藥物、疾病與化合物的中文名稱，或許顯得難解又使人困惑，但在社會大眾的眼中，那些以英文出現的名詞，可能同樣顯得使人困惑，用中文表達或許還好一些。臨床上當然有極端的例子，但這絕非討論本次議題的主軸，或許這也能算是專業團體與非專業人士溝通落差的示範之一。
此外，有臉書活動號召「尊重醫療專業，反對病歷中文化」。但一般而論，專業的構成，除了專門知識與技術，還有專業團體透過排他以保障自我利益，這無論在何種專業都有類似的優點與限制。反對病歷中文化的同時，若無法由非專業人士的立場出發，或許怎麼做都不免顯得遙遠且冷漠。一門專業之所以值得尊重，通常出自於專業人士的優良表現，與專業團體內部反省的不遺餘力，而不是專業人士要求非專業人士給予尊重。專業團體成員與社會大眾溝通的困難，絕非僅發生於醫療專業，法律或工程等領域也在所多有，或許當前的醫病溝通僅是具體而微的展現。
再者，也有人說，醫師以英文書寫，是一種自我殖民。此說法固然有其道理，但觀諸歷史，從日文到英文，在帝國夾縫中求生存的台灣醫者，以他國的先進知識實踐於本土的日常生活，一面被批判為自我殖民的同時，或許確實拯救了數條寶貴的生命。醫療知識的本土化與在地化，固然有其在人口學、流行病學、甚至意識形態等各種意義的重要性，然而醫療知識的引進、轉化，甚至貢獻本土研究於國際社群，也需要合理的肯定。醫師以英文書寫，或許不見得只有自我殖民一種解釋而已。
最後，從「病歷中文化」與相關爭議的開展，我們時常感受到專業團體成員的強烈焦慮感。正如同醫病溝通的困難與落差，專業團體與社會大眾的溝通，也需要持續摸索與對話。當前醫療專業受肯定的程度，絕對不低，但受到某些不公允的評價，也在所多有。打開電視新聞，不得不承認，有仁心仁術的醫師，也有詐領健保的醫師，而人們必須要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合理地進行討論與對話。做為醫療人員的一份子，我們希望外界不要給我們貼上貪財的標籤，或許外界也不希望醫療人員都把病患當作難以對付的奧客。專業團體對外部改革要抱持何種態度與反應，是要動輒說別人愚蠢、嚷嚷著要改行去賣早餐，還是以開放的態度具體陳述利弊得失，或許正是我們往後能否真正創造醫病互信的關鍵所在。
